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，年近九十的闻玉梅依旧神采奕奕，步伐轻盈。她的办公室里，挂着一幅画：在浩瀚的雪域中，几枝红梅傲然盛开线上股票炒股配资网，象征着坚韧与美丽。这幅画是她的堂兄、闻一多先生的儿子，闻立鹏特地为她创作的。
她常常念叨：“纯洁如玉，火红如梅。”即使年事已高，仍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，闻玉梅说道：“一生中，我始终铭记自己是国家对人才的投资对象，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，我都不会放弃追求。只要我还活着，还能思考，我一定会继续未完成的研究，继续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。”
1930年，夫妻两人从美国携手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决定返回祖国。丈夫闻亦传是闻一多先生的堂兄，回国后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，妻子桂质良则投身于儿童心理卫生与精神病学的研究，是我国首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。
1934年1月，正值寒冬梅花如期绽放之际，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女儿，取名闻玉梅。两个女儿在父母的陪伴下成长，小家庭幸福美满。可惜，命运多舛，闻亦传因肺结核去世，留下年仅五岁的闻玉梅。
两年后，闻玉梅随母亲来到了上海。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，桂质良四处兼职，日夜奔波。尽管如此，母亲依然忧国忧民，亲自用英文撰写了《我们的孩子及其问题》一书。闻玉梅从小便崇拜母亲。
展开剩余86%九岁时，闻玉梅进入一所教会学校，虽然她成绩优异，却因为家庭贫困而感到格格不入。衣服是姐姐穿旧的，假期里，大家都坐着汽车回家，而她只能挤在拥挤的电车上。那时，她唯一的想法是：“我要在学业上超越你们！”
母亲工作繁忙，家里常常冷清，陪伴她的只有书本。母亲的影响，让她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看完白求恩的事迹后，她立下志愿：“医学能够直接帮助病患解救疾苦，未来一定要从事这一神圣的职业。”居里夫人的爱国情怀也深深打动了她，父辈遗留下的精神在她的血脉中悄然流淌。
1951年，闻玉梅如愿考入上海医学院。然而，一次实习经历却让她对临床医学产生了深深的困惑。那次，她接诊了一名心脏病孕妇，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，最终母子仍未能保住。看着生命的陨落，内疚与无奈让她痛苦不已，连哭了好几天。母亲忧心忡忡地对她说：“你这样过于感情用事，缺乏理性和冷静，怎么做一个好的医生呢？”
经过深思熟虑，闻玉梅做出了决定：“我应该做基础研究，去从根源找出问题，攻克医学难题。”她决定放弃临床医学，继续深造。
正当她充满信心时，命运却再一次击垮了她——母亲突然因病去世。痛失母亲后，闻玉梅痛苦至极，曾一度想放弃学业，去做助教。但在姐姐的鼓励下，她重新振作：“你是爱学习的，再苦，我们一起扛过去！”
除了姐姐的支持，还有恋人宁寿葆的陪伴。他们在大学时相识，在医学院的文艺活动中，她弹钢琴，他拉小提琴，彼此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
1956年，闻玉梅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微生物学研究生，选择了著名教授林飞卿作为导师。然而，林教授当年只招收学俄文的学生，出于对她的欣赏，林飞卿将她推荐给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余教授。在这段时间，宁寿葆常常从儿科医院赶来探望她，甚至偷偷为她买菜票和饭票，关怀无微不至。
一年后，闻玉梅回到上海医学院做助教，开始了与林飞卿教授的真正师徒缘。林教授对她的要求极为严格：“做实验时，手臂抬得太高了，重新做！”做血清稀释时，要求每管只能混匀三次。“多做一遍，少做一遍都不行！”三年后，林教授感到欣慰地说：“你该换个导师了！”
在林飞卿的推荐下，闻玉梅前往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进修，师从微生物学家谢少文教授。谢教授视她如己出，总是耐心鼓励她。在做报告时，看到她有些胆怯，谢教授轻声安慰她：“不要怕，我就在你旁边，你答不上来我替你回答。”
在三位免疫学巨匠的悉心教导下，闻玉梅逐渐崭露头角。可是，政治运动的到来却扰乱了正常的科研进程，持续了数年之久。1974年，闻玉梅终于迎来机会，接到通知：“可以开始研究肝炎了！”她内心充满了激动和期待，因为乙肝问题在我国尤为严重，病毒携带者高达10%。
她立即申请到防疫站学习，并开始深入研究肝炎，从此与乙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改革开放后，1980年，闻玉梅通过了出国进修的考试。尽管很多同行选择了较长时间的留学项目，她却选择了仅三个月的肝炎研究项目。朋友们为她感到惋惜时，她却淡然回应：“我选的不是三个月，而是肝炎研究！”
初到伦敦大学，她感受到了与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巨大差距。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，闻玉梅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她只买最便宜的食物，连参观伦敦桥的四英镑门票也舍不得花。然而，三个月后，她不仅完成了论文，还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了实验室所需的低温冰箱和幻灯机。两件设备的运费高达90英磅，但她依然坚持将它们带回了祖国。
1981年，闻玉梅再次准备去美国深造。然而，此时她已经担任了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，学校对她的去留感到为难。就在此时，年已77岁的恩师林飞卿教授挺身而出：“闻玉梅是有潜力的，你们可以把她放出去，主任一年的工作，我来做！”
在美国，闻玉梅进入了分子病毒学的全新领域。尽管实验室对她的能力表示怀疑，认为她只应从事细胞学研究，但她并不气馁。她报名参加夜校课程，决心攻克分子病毒学。当她被问及是否选择旁听时，她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要学分！”
夜校的课程让她白天工作，晚上学习。在考试时，她以“黑马”之姿获得了同事们的高度评价。身在异国他乡，她深深感恩于祖国：“我一辈子不会忘记，这是国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期望与投资，不是金钱，而是情感和期待。”
经过两次进修，闻玉梅发现了国内外在科研方面的差距。回国后，她立即着手搭建起学术桥梁，选派学生出国深造，并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。
在多年潜心研究中，闻玉梅不断思考：“对于未感染乙肝的人，是否能通过疫苗预防？对于已经感染的患者，能否研制出治疗性疫苗，提升免疫力来控制病毒？”国家“863计划”出台后，她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申请。
1987年，治疗性乙肝疫苗的研究正式启动。没有先例可循，闻玉梅的道路充满荆棘。当时国内并无合适的动物模型，而国外实验鼠进口受限。经过艰难的努力，她终于从香港教授那里得到了帮助，才得以成功引进实验鼠。科研的道路从未平坦，但老师们的支持始终伴随着她。
1991年，谢少文教授把赠送给自己的玉石奔马赠与闻玉梅，表达了对她勤奋努力的赞赏。林飞卿教授则送给她一把镀金的钥匙，象征着希望她继续开拓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知识宝库。
这些深情的寄语成了她继续前行的动力。最终，治疗性乙肝疫苗的研发取得了突破。第一批临床试验时，闻玉梅主动报名做志愿者，她坚定地表示：“我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，但我不能让别人承受这种风险。”
几年后，闻玉梅在《柳叶刀》上发表文章，首次提出治疗性疫苗的概念，并因此被誉为“治疗性疫苗的先驱之一”。
尽管科研的道路漫长且艰难，闻玉梅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。她的实验室里，珍藏着无数乙肝患者的来信，信中透露出的痛苦、焦虑与期盼，都让她更加坚定自己的目标。
2009年，治疗性乙肝疫苗进入三期临床，尽管距离成功还差一步，但闻玉梅坚信，只要目标明确，脚步永远不会停歇。她曾坦言：“我和同龄的美国人竞争可能不太现实，但我相信我的学生们能做得更好！”她为看到一批批学生成长为学科领军人物而深感欣慰。
虽然治疗乙肝仍是全球难题，但闻玉梅不曾放弃。“我不死心线上股票炒股配资网，还是要继续做下去！”她坚定地走在这条攻克乙肝的道路上。她就是那枝在雪中傲然绽放的红梅，始终不畏艰难，顽强追求着自己的科研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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